與托爾斯泰磨嘴皮

 

呂清夫 撰文


一、審美的與革命的

藝評家是什麼樣的人種呢?是花籃文章的聖手?抑或是嫉惡如仇的劍客?他們的態度會主觀拔扈嗎?他們的文章會倒人胃口嗎?他們是否都有自己的所信、所望、所愛?他們之中是否也有一些今人知之恨晚的人物?那麼,讓我們先從「品質好、牌子老」的里德開始談起。嚴格地說,里德並不是屬於當代的,因為里德早在一九六八年即已仙逝,同時生前即已受到當代美國最具代表性的藝評家羅森堡(H.Rosenberg)的批判,里德之所以受到批判,乃是因為他一方面堅持「審美的」原則,一方面又擺出「革命的」姿勢,而羅森堡則認為「審美的」與「革命的」是彼此矛盾的,兩者擺在一起更是十分滑稽,他曾單刀直入地指出,里德談及六親不認的達達主義的時候,會忘記所謂的「革命的「態度,慨嘆達達主義,否定了「審美的」原則。但是羅森堡則認為達達與審美原則本來就風馬牛不相及,不如說達達的此一否定,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。因此他曾給達達主義以極高的評價,並認為因有達達在先,當代藝術才得受到承認(見The tradition of the new)。

我們可以說,如果里德的立足點是「審美的」,那麼羅森堡毋寧是「革命的」,這兩人的態度剛好給與近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劃出了鴻溝。也因此,吾人如以近代的審美原則去看當代的作品便容易文不對題。羅森堡甚至認為,反近代、反藝術的達達主義乃是整個當代藝術的源泉,所以當代藝術會顯得那麼不可理喻,那麼脫離常識,當普普剛出現的時候,有些資深的畫家還說,那簡直是在開玩笑,關於此事,在此姑且打住,讓我們回頭看看里德,不消說,里德的著作在國內有極多的譯本,唯一可惜的是,其他當代藝評家的著作(翻譯)卻如鳳毛麟角,這種「定於一尊」的局面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。

 二、托爾斯泰論繪畫

為避免重複起見,本文對於里德僅從國內對他的「遺珠」部份來作個分析。那麼讓我們先聽聽他如何和托爾斯泰去磨嘴皮,進而看看他對寫實繪畫的看法。在繪畫的觀點上而言,里德很不同意托爾斯泰的看法,為此曾提出長篇累牘的辯正,有一次他還引用托爾斯泰在「藝術論」中提到的兩幅畫來展開他的論點。那兩幅畫中有一幅畫是下跪的聖安東尼(見左上圖),聖人背後站著一個裸女及一群野獸,可以說是在平俗地表達一種臨色不亂的意念。但托爾斯泰則認為畫家太過喜歡那個裸女,對於聖人反而投閒置散,因此他說,這幅畫雖是藝術,卻是屬於醜陋的藝術。

另一幅畫描寫一個主婦把一個小乞丐接到家裏來的情景(見右上圖),其中托爾斯泰曾把畫中人作這樣的描寫:小乞丐可憐地把赤腳縮到椅子後面靜靜地吃東西,主婦則注視看他,留心他是否還要吃點什麼別的,至於主婦旁邊的小女孩也在仔細地端祥著小乞丐,似乎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貧窮?人間的不平等又是什麼?為什麼自己樣樣都有,而這個小朋友卻沒得吃沒得穿?小女孩既同情他又喜歡他,在藝術家來說,他不但喜歡那個小女孩,也喜歡小女孩所喜歡的人……。於是托爾斯泰乃斷定,這雖然是一幅無名畫家的作品,卻是傑出的真正藝術品。

 三、美是善的入口

面對著托爾斯泰「藝術論」中的這番話,里德說,他並不是有意取笑別人,而是覺得,這番話可以顯示出寫實主義的感傷性。他說藝術的目的如果是在表現「真實」,那麼畫家讚美裸女與同情乞丐的感情應該具有同樣的真實性,但托爾斯泰在比較這兩幅畫的時候卻不使用審美的標準,而是使用道德的標準,所以讚美裸女是惡的,同情乞丐則是善的,亦即使用道德標準去攻擊具有審美感性的作品,當然,托爾斯泰的最終目的是想透過藝術作品來改善社會。

對於托爾斯泰的這種理想,里德認為是可以贊同的,但是有一點使他期期以為不可,那就是這種做法很可能扼殺了藝術的根。他說藝術與道德是兩回事,道德以情操為基礎,藝術以感情為基礎,道德要努力壓抑感情,藝術則要拚命使之外鑠,故兩者是彼此相剋的,道德可以隨著時代或經濟的改變而改變,如貞潔、憐憫未必永遠是美德,藝術則是萬古常新的,舊時器時代的繪畫、希臘的悲劇、中世紀的伽藍無不超越時空,永為人類的精神瑰寶。

他進一步指出,藝術可以改變社會的結構,但必須在藝術的審美範疇內才能實現。他認為改善社會道德的唯一方法是,先提高藝術水準,人類必先有雅致的習性,才會懂得什麼是美德,行為的美、環境的美、或者乾脆說是美的創造體驗將會提昇人的氣質,導人格於至善。他說這種信念或許和托爾斯泰的信念一樣,都太過天真,太不實際,但兩者比起來,還是有其根本的差異。

他說托爾斯泰及其同路人往往都要從抽象的說教去改變人性及社會,但是他秉承柏拉圖的遺緒,主張從實踐的活動、諸如幾何學的測量(包括某種繪畫)、韻律性的運動(包括舞蹈)去著手,當人類的身心習慣性地吻合了上面的審美條件以後,便能夠自然地變化氣質,臻於善道,這正是柏拉圖所說的,美是善的入口。里德並認為,這條路線應比托爾斯泰更為實際才對。只是這個路線都沒有人去想過,去試過,在近代史上,人類無不事先高揭一個宗教的、乃至政治的理想,然後硬朝著那個理想,極力想建造一個新的社會,這種嘗試最後常使社會落入暴虐、不公、犯罪、苦惱的窠臼。因之,他希望大家注意,造形美才是道德美的真正基礎。

 四、藝術走向群眾的贊否兩極

托爾斯泰由於堅持道德的標準,所以對他來說,醜陋的藝術還很多,像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他便認為惡劣無比,他對和聲法、對位法發明以來的整個音樂藝術發展過程無不攻擊得體無完膚。同樣地,他對近代藝術、近代文學、乃至他自己的作品也都惡顏相向。其最大的原因是他認為近代藝術乃是一種不自然的藝術、是一種所謂有教養的人的專利,所以藝術越精鍊、越複雜便脫離民眾越來越遠,而托爾斯泰認為藝術是萬民的公器,務必為萬民所理解才行。所以就造形藝術而言,托爾斯泰除了某種的風俗畫、動物畫、磁器玩偶以外,無不大肆攻擊。

但是里德對於這種藝術走向群眾的看法無法同意,他說文學所欲表現的看法乃是造物者手下最複雜的實體,我們如要了解或評價這種複雜的實體,便需要精鍊而複雜的手段,像托爾斯泰所攻擊的莎翁名著「哈姆雷特」即其一例,如欲表現哈姆雷特的複雜性格,便自然需要較多的、較微妙的意象,而這些手法照理應

使讀者更覺有趣才對,同樣的,梵谷、塞尚、荀貝克、史特拉汶斯基等近代藝術家為看描寫人性的基本特質,便不得不運用精鍊而複雜的感性。可是一般民眾在開始時對這些藝術往往嗤之以鼻,聽都不聽一下,看都不看一眼,這究竟是藝術的錯?還是民眾的錯?

里德說,誰都沒有錯,錯的是近代文明本身,因為人類的文明常會製造許許多多的社會階級,這些階級即使在托爾斯泰所欣賞的藝術作品之發生地,如古希臘、古印度都存在著,而各種階級很自然地會出現各種複雜的感性,這使得一些複雜的藝術難以走向群眾,其唯一的解決之道,只在於社會結構的改變,社會結構一天不變,那種鴻溝便永遠存在著。里德認為,藝術與群眾的分離正是近代文明的特性之一,所以「高蹈」(highbrow)與「低俗」(lowbrow)的用詞時有所聞。他說,基於此,BBC廣播電台的節目乃不得不依所謂的教養水準而編為三級,三級之間毫無溝通,也無法溝通,真是無可奈何,這毋寧是近代文明的悲哀(以上見h. read: The grass roots of art) 。

 五、如何為藝術殺出一條血路

社會結構不但關係著看藝術與群眾的鴻溝,也關係著美及藝術價值的存亡。因為工業的生產曾使手工藝宣告凋零,相機的出現更使寫實的畫家步入異途。這種工業與藝術的矛盾、現實與理想的異歧、頭與手的失調,均使近代文明變得畸形。里德認為,所以造成此一局面,完全是機器惹的禍。為此他曾下功夫去研究「機械時代的藝術能夠活命嗎?」、「機器能夠創造美嗎?」等問題,最後他所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不過就方法而言,他認為大家不應再炒文藝復興的冷飯,不應再用機器生產去模仿手工的產品,藝術的問題不應停留在意識的範疇,應該擴展到廣大的潛意識世界。過去的寫實主義者雖在現象中去掌握「真實」,但是現代人如果不能把潛意識的領域視為「真實」的重要部份,便無以言藝術的現在與未來。這種機械時代的藝術一方面是捨棄外在描寫的寫實性,使藝術根本性格所在的抽象性更為濃厚,一方面是投入工業世界,以求審美價值的活路,例如機械生產中的流線形之美即屬之。基於此,里德乃成了立體主義、超現實主義等近代藝術的代辯者,也成了包浩斯運動的擁護者,因為這兩者不但關係著藝術的問題,也關係著社會的問題(見Art and industry)。

摘錄自︰呂清夫著,「藝評家群像」,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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