呂清夫 撰文
在統獨論爭之中，國語常是爭論的焦點之一，衛道者常把國語的好處視為天經地義，常把反對者的論調視為分離主義，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不論反對者怎麼反對，他們的文章或報紙還是根據國語寫成的，此即所謂的白話文或中文。單單這一點即可以使衛道者放心，反對者應不至於動搖國本。真正動搖國本的關鍵恐怕還在中文本身，在於中文本身是否長進。近十多年前的鄉土文學論戰中，其爭論的導火線之一據說是來自醫學界，這因為醫生們使用的術語幾乎都是「鮮卑語」，所以病歷卡上寫的都是蟹行文字，嘴巴講的也都是洋裡洋腔，教病人一到醫院好像到了外國一般。因之，激動的人會把醫生視為二毛子，認為他們非要「漢化」不可，但是十多年下來，情況仍無稍改，我們在電梯中聽到醫生交談醫務，仍舊充滿「鮮卑語」。若從醫病的角度看來，他們的職責如果只在醫病，那麼「鮮卑語」如果毫不妨礙醫病的功能，則使用那種語文都不是問題，因為語文畢竟只是工具而已。自然，能用本國的語文，使更多的人都懂乃是最好不過。問題是他們一向並沒有漢化的術語可用，而要重新把外文漢化，又非他們的時間所能許可，因之，只好一直將就下來了。事實上，醫學界乃至其他的學術界何嘗不喜歡「漢化」，在他們的求學時代何嘗不喜歡有中文書可看，他們的老師更何嘗不然。問題是我們的社會並不曾鼓勵過外文中譯，包括一些國語的衛道者在內，都沒有注意及此。即使漢字本身的問題也很少人注意，例如繁體字、簡體字、俗寫字、日式漢字等等，並無統一的整理，橫寫文句的開頭更是時左時右，在在增加閱讀的時間開支。更要命的是一些西方重要的學術經典很少翻成中文，自然更談不上專有名詞的統一，於是我們從小累得半死學成的中文都派不上用場。所以，我們如要增加大家對於國語的認同，首要的工作應是充實中文的著作，使中文成為一種真正實用的工具，可以藉它敲開學術的大門。但是光復四十多年以來，中文並未十分長進，因為靠它寫成、譯成的經典之作實在嫌少。一個不平的朋友甚至說，如果研究學術處處要靠外文，那麼何不從小就學外文，不學中文，因為中文難學又不實用。他還引用魯迅的話說：「漢字的艱深，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。」我說，中文不會，日常生活怎麼辦？他說語言和文字可以分開，像本省的台語，香港的廣東話，新加坡的華語都幾乎不用文字，但語言本身還是可以代代相傳。新加坡本來就說話是一套，寫字是一套，正式文書都用英文。近年新加坡雖然推行華語華文，但是很多人還是從工具的角度來看問題，覺得新加坡是一個靠貿易生存的都市國家，外文乃是生存的工具，華文並無多大用處，所以新加坡的政策便顯得窒礙難行。文建會剛成立不久，曾有意讓海外留學生大量翻譯國外的著作，一則可以接濟留學生，一則充實中文的著作，可謂立意至善。但是後來遭到海外文人反對，說是外文好未必中文也好，找留學生搞翻譯行不通，因之後來就沒有下文，只聽說案子改成中文西譯，要向外國人宣揚台灣文學的成就，這似乎更值得商榷。其實只要作品好，中文自有洋人來替我們翻譯。但要作品好，中文好就只有靠自己。尤其是台灣的外文中譯更要靠政府來提倡，因為翻譯需要中文、外文、專業智識都好，然卻極不受人重視，報酬又低，所以「智」者不為。反觀目前政府出版的畫冊、專刊往往一擲千金，莫不又重又大，而且都是彩色印刷，亦即以蓋「大廟」的手法出版這些書刊，特徵是圖片很多，文字很少，贈送為主，購買不易，要買的話一般人也買不起。像這種書刊除了可以表示「政績」之外，不知還有多大用處。獲贈這種書刊的人真是如獲重負，我曾看到有的外賓獲贈之後，立刻轉手送人，因為實在太重，有一次我隨手拿來翻翻，一不小心竟壓傷了手指。這種錢花得並不值得，還不如拿去鼓勵外文中譯，使中文更加實用。或者多訂一些報紙送給機關學校，都更實惠，都更叫人知道中文的好用。我們雖做不到日本那樣有書必譯，但是至少應像大陸那樣，醫學專書多有中譯本，這一來不但學界稱便，中文也長進多多了。